第624章 朕就笑笑不说话
再之后，自然就是先孝景皇帝了。
要说，在先孝景皇帝看来，汉家是个怎样的未来、能传多少代，其实也是要分时期的。
——在太宗孝文皇帝年间，尚还是棋盘侠、混小子的太子启，自然是天正的认为，刘汉社稷能传承千秋万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眼界愈发宽阔、政治视野越来越成熟，先帝老爷子其实也已经明白：王朝，并不是凭‘受命于天’四个大字，就能无条件传延千秋万代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无疑便是先帝老爷子‘棋盘侠’之诨号的由来，为汉家所招致的那场吴楚七国之乱了。
在当时，关东各路宗亲诸侯，对入继大统的太宗孝文皇帝，纵然是不服、不甘，却也仅仅只是暗下嘀咕两句而已。
唯有确实被太宗皇帝摘了桃子、夺了皇位的齐王一系，对太宗皇帝颇有微词，认为皇位应该属于自己这一脉。
除此之外，其他各路诸侯——淮南系也好，燕、赵、吴、楚也罢，对于太宗孝文皇帝，其实都是没那么强烈的敌意的。
燕、赵没的说，早在吕太后年间，就被夺走了宗庙社稷，要不是太宗皇帝仁慈，他们都无法复家！
对于帮助他们，将燕、赵重新还给自己的太宗孝文皇帝，燕、赵二王由衷感谢也好，形势所迫也罢——总归是要摆出一副‘甘为牛马走’的姿态的。
至于吴、楚，那更没的说。
楚国，本就是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一脉，早在太祖高皇帝那一辈，就已经是老刘家的分支了；
连开国皇帝的直系后代都不是，自然也就不存在觊觎神圣、嫉恨太宗皇帝的道理；
吴国更甚。
楚国再怎么说，也是太祖高皇帝封给弟弟的封国，好歹太祖高皇帝那一辈儿，哥儿俩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
可吴国，却是被太祖高皇帝，封给了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刘濞，来填补荆王刘贾战死后，汉室东南版图的巨大空缺的。
而且还是因军功而行分封！
与太祖高皇帝一脉的亲缘，甚至比楚王一脉都还要更远一些，吴王显然就更没有眼红太宗孝文皇帝、认为自己才更应该被迎立的道理了。
燕、赵感怀于，或者说是不得不感念太宗皇帝恩德，吴、楚又属于老刘家的远房宗亲，和太宗孝文皇帝根本没有直接利益冲突；
这就导致了这四个诸侯国——尤其是吴、楚二国，一度成为了和长安，和太宗孝文皇帝走的最近的诸侯国。
没有利益冲突嘛！
太宗皇帝要的，是宗亲诸侯认可自己‘入继大统’的合法性，认可自己对汉室的合法统治；
与此同时，太宗皇帝还需要团结关东大部分——至少一般的宗亲诸侯，站在自己这一方，来遏制和自己站在对立面的齐系。
而吴、楚两家远房亲戚，也并不介意以此为筹码，从太宗孝文皇帝手里换取一些实际利益。
比如，矿山开采权，以及钱币铸造权。
这就导致了吴国，曾一度和长安朝堂中央，有过一段羡煞旁人的蜜月期。
凡是吴国提出的申请，太宗孝文皇帝执掌下的长安朝堂，都可谓无所不允；
相应的，每当太宗皇帝需要有‘亲戚’为自己发声时，吴王刘濞也是毫不含糊，将拿钱办事儿的准则贯彻到了极限。
——刘濞，是代顷王刘喜的儿子，与太祖高皇帝的儿子们，即太宗孝文皇帝、齐悼惠王刘肥等平辈。
起兵响应诛吕行动的齐哀王刘襄，都得规规矩矩交刘濞一声：堂叔。
有这个辈分在，刘濞完全可以以长辈的姿态，指责齐王一脉的小子们‘不为人臣’‘不敬君上’。
原本，同为太祖高皇帝之子，且为刘氏嫡脉的淮南王刘长，是能更好的完成这个任务的。
只可惜，刘长自己作死，将太宗皇帝的耐心耗尽，害得自己不得善终。
说起来，当年，淮南王刘长饿死于求车之中，以至于天下一夜之间，便开始传唱起那首‘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的童谣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太宗孝文皇帝的，还就是吴王刘濞。
虽然没什么效果，但光是这个态度，便已是没有辜负太宗孝文皇帝的偏爱了。
明白此间种种，其实就不难发现：在太宗孝文皇帝入继大统之后，长安朝堂和关东宗亲诸侯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
一方面，是‘诸侯国’这一实际层面的割据势力，天然就会对统一的中央政府生出敌意——至少是尿不到一个壶里；
另外一方面，太宗孝文皇帝只凭‘憨厚’得以入继大统，又让同为刘氏宗亲的诸侯们多有不服。
——凭啥？
——凭啥是他不是我？
再加上太宗孝文皇帝即位之处，大权被陈平、周勃等诛吕功臣所掌，太宗皇帝自身难保不说，反而还需要这些在外的宗亲诸侯们，在某种层面上‘保障’自己的安全。
对于汉天子个人而言，宗亲诸侯存在的唯一积极作用，便是让意图颠覆社稷的外姓权臣、外戚投鼠忌器；
想造反？
听听老刘家的王爷们答不答应！
看看王爷们的兵，答不答应！
这，就让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了。
太宗孝文皇帝自己，一方面要防备那些心怀‘我上我也行’之念的宗亲诸侯，取自己而代之——比如齐系；
另外一方面，太宗皇帝又要尽可能多的拉拢、交好宗亲诸侯，来让他们更好的发挥出‘天子外援’的作用，从而反哺在长安的太宗孝文皇帝，不至于被权臣欺压过甚。
再有，便是‘得位不正’这个说法，太宗皇帝也需要通过团结大多数宗亲诸侯，来进行澄清。
——宗亲诸侯们都说你得位不正，那你即便是顺位继承，也只会是二世胡亥那般，权臣矫诏而立的‘不当立’者；
反之，宗亲诸侯们——至少是大部分宗亲诸侯，都说你得位正，那即便你是李二、朱四，也没谁能说你什么。
说到底，类似这样的政权更迭，只要没有发展到改朝换代的地步——只要还是旧皇族成新天子，那就不关天下人的事儿。
如太祖高皇帝年间，太子是刘盈也好，刘如意也罢——反正都姓刘，老百姓压根儿不在乎。
吕太后年间不就是？
前后换了两个少帝，一个刘恭一个刘弘，底层民众连刘恭咋死的、刘弘咋没的都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刘恭姓刘，是老刘家的人；
刘弘也姓刘，也是老刘家的人。
到诛吕乱平后，入继大统的，是代王刘恒也好，齐王刘襄也罢——甚至哪怕是淮南王刘长，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反正都是老刘家的人；
只要坐上皇位的那个屁股，属于一个姓刘的男性，就等于老刘家还坐着天下，汉家还没有亡国。
这就够了。
对于整日为生存而奔波劳碌，根本没空关心‘天下大事’的底层民众来说，没有改朝换代、没有换另外一个姓坐天下，就够了。
没有改朝换代，就不需要学习新的法令，也不需要适应新的秩序。
至于新皇帝和旧皇帝，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举措或是政治理念……
说实在的：在封建时代，高高在上的皇帝，想要让一个政令、一个政治理念，被最底层的农户清晰地感受到，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封建时期的朝堂政令，都是天子说十，丞相说八，出了都城就最多只能剩个六；
到了郡县地方，能剩个三、四，就已经算好的了；
再往下倒乡村，运气好了能剩个一，让老百姓模糊的感受到：哦，皇帝老子干了这么个事儿。
虽然不知道有啥用，虽然不影响俺老农一年的三百石粟，但听着也挺有意思的。
运气不好，这一都落不到老百姓头上，全被基层官僚伙同豪强吃下了，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远的不说——就说不到十年前，刘荣主持平抑粮价后，开始在关中范围成为常态的粮食官营。
刘荣提出的目标，或者说是想法是：让老百姓，都能随时买到三十钱左右一石的粮食，且随时都能以二十六钱以上的价格，将自己手里的粮食卖出。
老百姓买粮，少府无限量供应；
老百姓卖粮，少府也无限量吃下。
这，便是上文提到的‘天子说十’。
那‘丞相说八’是什么意思？
——就在当年，刘荣提出无限量购入、售出粮食，以官方下场垄断粮食市场后，长安朝堂几乎是在瞬间，便本能做出了限制。
即：原则上，少府内帑每年，最多只吃下五千万石粮食，以免现金流出现问题；
同时，每年只卖出四千五百万石粮食，以免府库没有粮食储备，无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
刘荣虽然颇有微词，但也知道饭得一口一口吃，便也暂时应下了。
结果这律令出了长安，就又进一步缩水为了‘六’。
如何缩水的？
——少府内帑内部，对官营粮米一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刘荣看来，官营粮米，以官方身份下场垄断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稳定，是一个政治利益极大的事。
为了这巨大的政治利益，刘荣允许官营粮米不赚钱；
甚至哪怕是亏损，只要亏损还在可接受范围内，这事儿也同样划算！
但这，只是刘荣的一厢情愿。
刘荣这么想，少府却并不这么想。
在少府看来，官营粮米也好，平抑粮价也罢，都不过是刘荣派下的任务。
类似于，太子刘荣/天子刘荣托少府帮个忙，记少府一个人情。
但少府上下的政绩，看的却不是帮没帮刘荣忙、记没记刘荣的人情。
——在年末总结的报告上，少府是没法在当年的入项一栏，写上‘帮了太子/天子一个忙，使其记了少府一个人情’的。
少府唯一能体现政绩、能拿的出手的成绩，便是盈利。
于是，少府便在尽可能不违背——至少是不破坏刘荣布局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官营粮米，来谋取最大的留意。
比如，刘荣说粮食的收购价，至少要在二十六钱每石；
于是，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少府再也没有以高出二十六钱哪怕一钱的价格买入粮食。
每年几千万石，十几年，累计数万万石的粮食流水，购入价是统一的二十六钱每石！
从不曾改变！
刘荣又说，要让老百姓随时，都能买到价格不超过三十钱每石的粮食。
于是同样的——过去十年，少府内帑都已每石三十钱的价格，向观众百姓卖出了数以万万石计的粮食。
你能说，他们违背了刘荣的命令吗？
显然不能。
刘荣说收购价不低于二十六钱，他们做到了；
刘荣说出售价不高于三十钱，他们也同样做到了。
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对，那也就是在刘荣给出的范围内，踩着最极致的红线，为自己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或者应该说，是为少府内帑谋取最大利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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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少府便在尽可能不违背——至少是不破坏刘荣布局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官营粮米，来谋取最大的留意。
比如，刘荣说粮食的收购价，至少要在二十六钱每石；
于是，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少府再也没有以高出二十六钱哪怕一钱的价格买入粮食。
每年几千万石，十几年，累计数万万石的粮食流水，购入价是统一的二十六钱每石！
从不曾改变！
刘荣又说，要让老百姓随时，都能买到价格不超过三十钱每石的粮食。
于是同样的——过去十年，少府内帑都已每石三十钱的价格，向观众百姓卖出了数以万万石计的粮食。
你能说，他们违背了刘荣的命令吗？
显然不能。
刘荣说收购价不低于二十六钱，他们做到了；
刘荣说出售价不高于三十钱，他们也同样做到了。
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对，那也就是在刘荣给出的范围内，踩着最极致的红线，为自己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或者应该说，是为少府内帑谋取最大利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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