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章 君臣！李善长与朱元璋！

“父皇的意思是……”李骜看向老朱。

老朱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望着窗外，喃喃道：“他跟着咱快三十年了。咱还记得当年在滁州，第一次见到他，咱不过是个刚投军的小校，麾下才几十号人，连块像样的地盘都没有。他那时已是县里有名的文士，却肯放下身段来投效，说‘观将军气度，必成大事’。”

“随后咱威名日益显著，诸将前来投靠的，也是他考察他们的才能，分门别类记着谁善冲锋、谁善谋略、谁能管后勤，再一一引荐给咱，省了咱多少甄别功夫。营里诸将性子躁，常因分兵、夺功这些事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拔刀相向，也是他揣着酒壶过去，三言两语就能点透利害，把矛盾化开，让大伙儿还能拧成一股绳打仗。”

“紧接着郭子兴这老糊涂因听信流言而怀疑咱，怕咱功高盖主，先是削了咱的左副元帅之职，又把身边的亲兵调走大半，渐渐剥夺咱的兵权。他见李善长精明能干，几次三番派人去说和，许以高官厚禄，想从咱身边把李善长夺过去辅佐他儿子。李善长这家伙却坚决谢绝，说‘既已追随朱公，便不会再事二主’，硬是守在咱身边，陪着咱熬过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那时候咱就想，这人是能共生死的。”

“后来打集庆，城破之后乱兵劫掠，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带着人挨家挨户安抚，清查粮仓赈济灾民，才让那座城没成人间炼狱。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弟兄们打了胜仗，难免失了分寸，是他站在街口，谁敢抢百姓一粒米、一块布，当场就按军法处置，连咱的亲卫犯了错，他都敢捆了来见咱。就这么硬生生把军纪扳了过来，让集庆的百姓知道，咱不是来烧杀抢掠的，是来给他们做主的。”

“这三十年，他从青丝到白发，朕从草莽到帝王，多少大风大浪都一起闯过来了……当年定都应天，百废待兴，户籍混乱、赋税不均，满朝文武都挠头，是他熬了三个月，把前朝的旧档翻了个底朝天，才拿出新的赋役制度，让朝廷有了稳定的进项。他的案头，常年堆着半人高的卷宗，常常忙到后半夜，烛火就没熄过……”

老朱的声音越来越低，那些尘封的往事像是潮水般涌来，带着硝烟的味道，也带着共渡难关的暖意。

三十年君臣，从滁州的寒微到应天的辉煌，李善长的身影早已刻进他创业的年轮里，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

话语里没有怨怼，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怅然，那些共过的患难、同过的生死，终究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这些陈年旧事，老朱很少提及，此刻说出来，带着浓浓的怅然。

李骜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他知道，老朱不是在为李善长辩解，只是在回忆那段共患难的岁月。

“可他不该这么贪啊。”老朱话锋一转，眼神又锐利起来，“朕可以容他贪些钱财，可以容他结党营私，却不能容忍他贪权不放，更不能容他坏了新政的根基。”

李善长的“贪”，可是出了名的。

大明立国之后，李善长毫无疑问成了第一任中书省左丞相，独掌中枢大权，结果也暴露出了本性，那就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贪慕权势！

他总想着把朝政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但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或是碍了他的眼，必欲除之而后快。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不过是在议事时与他意见相左，稍微冒犯了他的权威，李善长便立刻罗织罪名上奏皇上，硬生生将两人黜免流放，手段之狠，连朝堂老臣都暗自心惊。

更不必说与中丞刘基的争斗——只因在法令修订上各持己见，李善长便当众辱骂刘基，言语刻薄如刀，逼得刘基自知在朝中再难立足，只能请求告老还乡，才得以保全自身。

李善长不仅要掌权，还要让所有朝臣都依附于他。

那些年，淮西籍官员在他的庇护下横行朝堂，非淮西系的官员则处处受排挤，连徐达、常遇春这等武将都要让他三分。

他借着丞相的权柄，安插亲信、打压异己，把中书省变成了自家的后院，这哪里是贪权，分明是想做朝堂的“二主子”！

此外，李善长还居功自傲，当权势地位到了顶点，他甚至对老朱都失去了敬畏之心。

仗着开国首功的身份，他在朝堂上越发骄纵，有时连老朱的旨意都敢阳奉阴违。

当年议定官制时，老朱已明确提出要精简机构，他却坚持保留中书省的冗余职权，理由竟是“丞相统摄百官，不可削弱”，全然不顾君权与相权的平衡。

更有甚者，在一次朝会上，老朱问及江南赋税改革的细节，他竟以“此事臣已办妥，陛下无需细究”搪塞过去，言语间的轻慢显而易见。

这种“功高盖主”的姿态，彻底引起了老朱的反感。

老朱出身草莽，最忌臣下恃功而骄，尤其容不得有人挑战皇权的绝对权威性。

李善长的种种行径，无疑是触碰到了大明皇帝的逆鳞——你可以有功，可以有权，但绝不能凌驾于君权之上。

于是，洪武四年，老朱借着“天下初定，宜休养生息”的由头，强行逼迫李善长致仕，收回了他手中的相权。

这既是对他的敲打，也是皇权对相权的一次强硬压制，只可惜，李善长并未真正收敛，反倒将这份不满藏在心里，为日后的祸端埋下了伏笔。

叹了口气，老朱看向李骜，语气郑重：“善长老了，也怕了。他如今这样，跟废人没什么两样。你觉得，该如何处置？”

听到这话，李骜顿时心中一动——老朱这是把决定权交给了他。

再者，他也听出了老朱的话外之音。

李善长老了，也怕了，而且更是废了。

他主动做出切割，遣散党羽、断绝联系，早已没了当年呼风唤雨的能耐，不再是朝堂之上那棵根系盘错的参天大树，顶多算是一截枯木，再难掀起风浪。

所以杀不杀他，好像都没有必要了。

站在老朱的角度去想，他肯定是不忍心杀李善长的。

毕竟，老朱要是真想杀李善长，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时，以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姻亲关系，以及那些若有似无的牵连，随便罗织个罪名就能将他一并处置，何必等到现在，还给他留下辗转腾挪的余地？

说到底，老朱现在心里，还揣着当年那个叫朱重八的自己。

那个在滁州与李善长共过患难、在应天同担风雨的草莽汉子，终究没被皇权彻底磨掉所有温度。

他或许会忌惮李善长的权势，会恼怒他的贪腐，却始终对那份共打天下的情分存有念想。

比起后来那个铁腕肃贪、动辄株连的洪武大帝，此刻的他，还没彻底黑化，还没完全斩断与过去的牵绊，还愿意为旧人留一丝余地。

只是，李骜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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