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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7章 谨慎!对燕王朱棣的忌惮!


李骜没好气地瞪了徐增寿一眼。

燕王朱棣,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哪怕李骜如今身居高位,挂帅北伐,手握二十万大军,却始终不敢与这位有任何交集。

倒不是怕他权势滔天——论起皇亲身份,朱棣是老朱第四子,贵为亲王;论起军事实力,他镇守北平多年,麾下燕军是北疆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真正让李骜心存忌惮的,是史书上那些冰冷的记载。

毕竟史书上面,正是这位燕王爷,在老朱驾崩后不久,便以“清君侧”为名,率八百甲士于燕王府起兵靖难,历经四年血战,一路从北平打到南京,最终掀翻了建文朝廷,自己登基称帝,缔造出了后世称颂的永乐盛世。

这等魄力与手段,绝非寻常藩王可比,其隐忍之深、谋划之远、行事之果决,都足以让任何人心生敬畏。

李骜深知,自己如今虽得老朱信任,却也处在风口浪尖。

北伐之战关系重大,一旦与朱棣产生牵扯,无论公私,都可能被有心人曲解——亲近则易被视为结党藩王,疏远则可能得罪这位传奇藩王。

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惯性难以撼动,他不愿因一时交际,打乱原本的轨迹,更不愿卷入那尚未发生的皇权漩涡。

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保持距离,公事公办之外,绝无半分私交。

北平虽近在咫尺,燕王府的门槛却如同天堑,在北伐尘埃落定前,甚至在更远的将来,都必须敬而远之。

这不是怯懦,而是基于对历史走向的清醒认知,是身为臣子,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与历史洪流中,必须坚守的生存之道。

若不是如此,蓝玉怎么会死?傅友德怎会被逼死?冯胜又怎会被赐死?

正因为他们的女儿全都嫁给了老朱家的藩王,成了皇亲国戚,家族与藩王势力深度绑定,到了洪武晚年,便成了朱元璋眼中威胁皇权的最大障碍。

蓝玉之女嫁蜀王朱椿,傅友德之女嫁晋王朱棡,冯胜之女嫁周王朱橚……这些功勋卓著的将领与手握兵权的藩王联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

对朱元璋而言,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年幼,这些既有军功威望、又与藩王有姻亲联系的老将,便成了潜在的隐患——一旦藩王有异心,这些将领便是最危险的助力;即便藩王安分,老将们凭借皇亲身份与军中势力,也可能架空幼主。

帝王心术,最忌功高震主与外戚专权交织。

朱元璋为给皇太孙扫清障碍,不得不对这些昔日功臣痛下杀手。

他们的死,看似是因骄横跋扈或细故获罪,实则是皇权与勋贵势力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当功勋与皇亲身份叠加,威胁到皇权传承的稳定性时,无论是否有反心,都注定成为被清除的对象。

这便是洪武晚年的铁律,无人能逃。

李骜可不想自己卷入其中。

他看向李景隆,语气稍缓却依旧严肃:“景隆你也记着,咱们是三军主帅的亲卫,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军的态度。”

“别说去北平,就是通州城,没有我的命令,也不许随意出入。”

李景隆连忙点头:“属下明白,骜哥儿说得是。”

徐增寿脸上还有些不服气,嘟囔道:“可我大姐她……”

“你大姐在燕王府安好,自有燕王照拂,轮不到你这时候跑去添乱。”李骜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几分训斥,“你当这是在南京城逛秦淮河?咱们现在是在军前!”

“北平是燕王封地没错,但咱们是奉旨北伐的大军,军务在前,私情在后。别说只是探望姐姐,便是燕王亲自派人来请,我也不会挪半步。”

他站起身,走到帐门口,望着外面巡逻的亲兵,声音沉了下来:“增寿,你记住,从咱们穿上这身亲卫铠甲起,就不能再只想着自家那点私事。”

“常茂他们在庆州拼命,咱们在后方就得稳住阵脚,这才是眼下最该做的事。等拿下金山,平定了纳哈出,别说去北平见你姐姐,便是回京摆酒庆功,我都替你请功。但现在,谁也别想坏了军纪。”

因为不好解释,所以李骜只能上纲上线,将问题扯到军纪上面。

他没法跟徐增寿明说自己对燕王的忌惮,更不能提及那些关于“靖难”的史实,这些理由既说不出口,也难以让人信服。

反正他现在是三军主帅,以军纪为由头再合适不过——大军出征,严禁私离驻地本就是铁律,拿这个说事,既站得住脚,又能堵住所有辩解的余地。

自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给麾下将士立规矩,警示诸将无论身份高低,都得把军务放在首位,不得因私废公。

这样一来,既避免了不必要的解释,又借机强化了军纪,可谓一举两得,谁也挑不出错处。

徐增寿被说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终于低下头,拱手道:“属下知错了,大将军说得对,是属下糊涂了,不该在这时候提这事儿。”

李骜见他认错,语气缓和了些:“知道错就好。你们俩留下,帮我把各营的粮草清点册再核对一遍,常茂那边奇袭,粮草接济不能出半点差错。”

“是!”两人齐声应道,先前的懈怠一扫而空,拿起案上的册子仔细核对起来。

帐外的风依旧刮着,李骜望着地图上庆州的位置,眼神凝重。

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小慎微,不仅要防着敌人,更要防着自己人出乱子。

军心不能散,军纪不能乱,更不能出任何纰漏,给某些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机会,这才是打赢这场仗的根本。

最简单的例子,李骜要是这时候去了燕王府,与燕王朱棣私下会面,一旦被李善长那老狐狸得知,以他惯于揣摩上意、精于构陷排挤的性子,必然会抓住这点大做文章。

他不会管会面内容是私交还是军务,只会在奏折里刻意强调“主帅与藩王暗通款曲”、“军前私会,恐有勾连”,字字句句都往“结党营私”、“意图不轨”上引,甚至可能添油加醋,编造出“密商军务、罔顾圣命”之类的罪名,将一桩小事渲染成动摇国本的隐患。

到时候闹到了老朱陛下面前,这位皇帝陛下的心思更是难测。

老朱一生最忌藩王与朝臣、将领私交过密,尤其在大军出征的敏感时期,任何私下往来都可能触动他对“兵权旁落”、“藩王坐大”的警惕。

即便他信任李骜的忠诚,也难免会心生疑虑——为何偏偏在北伐关键时私会燕王?

是军中事务需要藩王干涉,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盘算?

一旦疑虑生根,即便不立刻降罪,也会对李骜的信任打折扣,甚至可能派锦衣卫暗中查探,掣肘前线军务。

届时别说专心打仗,能否保住帅位都未可知。这种因小节授人以柄、干扰全局的事,李骜绝不会做。

至于那些姻亲往来、私情交际,等北伐功成之后,有的是时间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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