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德奥合并的序曲

1921年12月27日，柏林，人民宫中央委员会会议室。

这是德意志人民共和国最高决策层在奥地利大局已定后，首次就合并后的国家未来举行全面、深入的正式会议。

与会者包括人民委员会主要委员、各关键部门负责人、军队代表以及特邀的党内理论家。

会议首先聚焦于最核心、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问题：未来统一国家的名称。

这关乎新政权的法理基础、意识形态旗帜以及对内外的政治信号。

“我认为，应当沿用并提升‘德意志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

台尔曼率先发言，“‘人民共和国’的提法已经深入人心，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了明确的辨识度。

它表明了我们的国家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合并后，我们只需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将人民的定义自然涵盖所有奥地利德意志同胞即可。改名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认知成本。”

“我部分同意台尔曼同志的看法，”

宣传部们的马丁接着说道，

“但‘人民共和国’的提法，是否足够鲜明地体现我们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以及合并后更加强大的、作为欧洲无产阶级灯塔的使命？

我个人倾向于  ‘德意志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社会主义直接点明道路，联邦体现奥地利作为平等组成部分的加入，共和国则是政体。这个名称更具前瞻性和号召力。”

卢森堡继续跟进道：

“名称问题，不仅仅是标签，它反映了我们对国家形态和民族问题的根本理解。

人民共和国固然好，但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部阶级构成会发生变化。

我个人还是比较更欣赏  ‘德意志劳动者共和国’  或  ‘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这类名称。

它们更直接地指向政权的阶级基础和权力形式，也更能与维也纳、格拉茨等地正在自发建立的工人士兵代表会议相呼应，体现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民主。”

“卢森堡同志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李卜克内西补充道，

“但我们也必须考虑现实的政治环境和外部认知。

‘苏维埃’一词与俄国革命紧密相连，在当前国际社会受到妖魔化。使用它可能加剧英法等国的敌意和干预决心。

而‘联邦’或‘联盟’的提法，可能被境内外的民族主义者利用，煽动分离主义情绪。

我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名称应当兼顾连续性与包容性，  德意志人民共和国或者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人民共和国’，或许是更稳妥务实的选择。”

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韦格纳静静听着各方意见。最后，他轻轻敲了敲桌面，会场里安静下来。

“同志们，”

“关于新国家的名字，这几天我反复思量，也仔细听了会前许多同志从不同角度的考量。”

“台尔曼同志强调‘人民共和国’的连续性，这很对。这个名字和我们过去的斗争血肉相连，工人农民听得懂，认得出。贸然丢掉，不太妥当。”

“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同志，还有我们许多同志，坚持名称必须鲜明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属性，这一点更是根本。

‘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我们和一切旧政权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含糊不得。”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二选一。我们需要一个名字，既能宣示我们政权的社会主义根基，又能连接起柏林和维也纳的无产阶级同胞们。”

“因此，我提议，我们新国家的正式名称，定为  ‘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个名字，首先竖立起了社会主义这面核心旗帜，明确了国家的根本性质。

同时，它保留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我们共同奋斗得来的、深入人心的称号。

人民二字，不仅是一种传承，更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对所有劳动阶级主体地位的强调与扩充——它自然涵盖了即将加入我们的奥地利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

“这样一来，”

韦格纳总结道，

“我们既坚持了原则的纯粹性，也照顾了现实的延续性和广大群众的接受心理。

它比单纯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富有历史温度，比单纯的人民共和国更具理论深度。

在过渡时期，我们宣传‘统一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显得名正言顺。”

片刻后，克朗茨率先点了点头：“主席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好。战士们既能明白为社会主义而战，也能是在是在为人民而战。我没意见。”

台尔曼微微颔首：

“保留了人民共和国的基石，增强了社会主义的锋芒。这个方案平衡了继承与发展，避免了不必要的认识混乱。我同意。”

卢森堡接着开口：

“将社会主义置于人民之前，在法理和宣传序列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优先性，这符合我们的原则。

同时，完整保留人民共和国的表述，也尊重了既定的革命政治遗产和广大群众的感情。这是一个经过认真权衡的提法，我也觉得不错。”

马丁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显然是从宣传角度对这个名字感到满意：

“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庄严又充满力量，便于在广播和口号中传播。

群众从旧称呼过渡到新全称也会很自然。我完全同意，宣传部门可以立刻开始围绕这个全称构思配套的解释材料和宣传运动。”

施密特补充道：

“这个名称定义清晰，减少了未来在身份认同和法律解释上可能出现的模糊地带。我也没有意见。”

其他委员和部门负责人也纷纷点头：

“同意。”

“考虑得很周全，没有意见。”

“兼顾了各方，是个稳妥前进的方案。”

“可以。”

随着国名问题的共识达成，韦格纳顺势将议题推向更实质的层面——如何治理这个即将诞生的、更庞大的国家。

当韦格纳提及成立  “德奥经济协调最高委员会”  并下设  “工业布局与标准化局”、“劳动马克推广与金融稳定局”  以及  “跨区域基础设施重建局”  时，主管经济的委员立刻追问：

“主席同志，这个最高委员会与现有的人民经济委员会，权限如何划分？是隶属关系还是平行协调？”

“是隶属下的特别最高协调机构，”

“它拥有在合并过渡期内，超越一般部委权限、直接协调两地区资源的特别授权，但整体工作对人民经济委员会负责，确保全国局势统一。

在过渡期后，它将转为常设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下属的‘区域发展与协调总局’。”

讨论随之深入。

有人担心奥地利脆弱的农业和小手工业能否承受德国相对集中工业体系的冲击，韦格纳强调了“示范农场”和“手工业合作社联盟”作为缓冲与改造平台的作用。

关于货币统一，财政部门的同志提出了分阶段置换旧奥地利克朗、设立汇率缓冲基金的具体建议。

政治与司法整合方面，韦格纳提出  “宪法起草委员会”  必须包含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奥地利革命者代表，且草案需在两地分别组织工农兵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谈到吸收奥地利干部，总政委施密特提醒：

“政治审查标准必须统一，但审查过程要避免给人以歧视感。我建议成立一个由双方可靠同志组成的‘联合政治资格审查委员会’。”

文化与教育部分的讨论则有些微妙。

当韦格纳提到剥离历史文化遗产的封建反动色彩时，一位委员谨慎发言道：

“具体操作上，那些例如维也纳的宫廷音乐、巴洛克建筑，其产生的背景无疑是封建的，但其艺术成就和民族情感联系却很深。

是否可以明确，我们批判其服务旧阶级的内容，但继承和改造其艺术形式与民族情感内核？”

这个意见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决定交由未来新成立的“文化与社会教育委员会”制定详细文件。

最尖锐的讨论集中在安全机构改组上。

韦格纳将职能拆分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与  “社会治安总局”  ，并接受  “中央委员会特别监督部”  监察的设想，引发了委员们关于权力制衡与效率的辩论。

“职责清晰有利于部门专业化，但也可能造成机构壁垒，在应对复杂安全形势时反应迟缓。”

一位代表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在于特别监督部的权限和独立性，不仅仅是事后审查，它必须能真正的深入两个总局的日常运作当中。”

卢森堡强调道。

韦格纳听取意见之后总结道：

“所以监督部们的人员构成必须多元化，包括党的纪律干部、代表、乃至经过审查的工农先进分子。

它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安全机构这把‘刀’的刀锋永远对着敌人，而刀柄牢牢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具体运作章程，需要专门小组细致拟定。”

最终，当一系列原则性框架和核心机构设置获得通过时，天色已近黄昏。

这次会议的决议被概括为  “关于构建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初步框架”  ，并授权成立多个跨部门的专项筹备小组，其中明确要求必须包含已确定的奥地利临时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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