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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她站在她办公室的三楼阳台上，耐心期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外商。丁香花是早已经开败了，厂院内别的花却在散紫翻红，争媚斗妍。尽职的老花匠正提着喷壶给花浇水。
她抚着阳台朝老花匠喊：“郑大爷，您剪些花给我送一束上来！”
老花匠仰起脸大声问：“厂长你要什么花呀？”
“什么花都要！”
俯视着她含辛茹苦创建的这花园般的工厂，她内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她没有成为一个趁钱的女人，四千零二十八元，在今天是不足论道的。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如果她明天结婚的话，四千零二十八元还不够布置起一个新房。但她却成了一个有权支配七百余万元资产的女厂长。某些女人，如果交给她们这样的权力，她们未见得个个都知道怎样才能使七百万变成八百万变成九百万变成一千万。而她知道。而她每天都在实行着这种变化。在中国，在今天，即使对那些很趁钱的人来说，一旦损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元可能就会一贫如洗甚至刀抹脖子绳上吊，而她损失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元照样睡得很安宁。经济活动从来就是有输有赢的“游戏”；赢固可喜，输亦欣然，这才是好“牌手”的风度。
有一次一位采访她的记者请她谈谈小厂致富的经验。
她想了想，回答说：“经济活动必然充满了冒险，而我从来不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九十‘赢’的可能，我也只肯押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赌注。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赢’的可能，我还是绝不将老本全押上。”
对方又请她谈谈创业过程。
她沉默良久，只回答了四个字——“无可奉告”。
她成为女厂长的第一步，是从弹棉花开始的。但这个年利润三百余万的生气勃勃的小厂，却并非从烂棉花中弹出来的。烂棉花中所能产生的最美好的东西，只不过是重新成形的棉絮而已，别无他物。一口铁锅办起一个化工厂之类的报道，那是别人的自豪，不是她的自豪。
没有她的小叔子郭立伟，便没有她的今天，便没有百花玩具厂的存在。几年前她像瞎子，靠一种女人特有的韧性生活，如同瞎子靠手中的竹竿触触点点地探路。是她的小叔子也是她当年从心灵到肉体都如饥似渴地需要的一个男人执起了竹竿的另一端，她才觉得自己的眼睛能看清生活了。
她是永远也不会将这一点告诉任何人的。
没有隐情的男人是没有思想可言的男人。
没有隐情的女人是没有灵性的女人。
隐情一旦自白于人，心灵中最珍贵的血液便丧失掉了，心灵便成了干枯的东西。
是她的小叔子，在她和马婶弹了三个月棉花挣了一千二百余元钱之后，替她们从银行贷出了三万元钱，帮助她们维修厂房，联络业务，生产起冬季的劳保手套来。
第二年春天，市郊的一家玻璃制品厂看中了她们的破厂房和破院落在市内的占地，提出要和她们交换厂址，宁愿补贴给她们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啊！
不是谁都能经常遇到“财神爷”的！何况“财神爷”自己找上了门！
她们的厂房虽破，院落虽破，却不是她们的。它可以空荡在那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颓败，倒塌，变成残垣断壁直至变成一片废墟而无人过问。但要由它获得三十万元的话，过问和干涉的人比那破厂房里的耗子还多。
她和马婶欣喜若狂地先去找街道委员会请求批准。
街道委员会主任回答说做不了主，让她们找公社。
“你们想卖厂房？你们两个女人太见钱眼开了！那是你们家自己盖的煤棚子吗？”
公社负责人对她们大发其火。
对方恼怒的态度使她根本不知如何才能解释明白。
马婶便施展她那“忽悠”的本领，跟随在人家屁股后从这一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喋喋不休地向人家大谈她们的种种雄心壮志。
最后人家拍起桌子来，指着马婶的鼻子训斥：“你别跟我天花乱坠地吹牛皮！我知道你能‘忽悠’，我可不吃你这一套老娘儿们的伎俩！允许你们借那块地方找点儿活干就不错了！我从开始就不信你们两个女人能创什么业！再多说一句，明天不许你们在那儿干活！”
结果是一套组合家具起了作用。
组合家具被从破厂房内运走后，她的小伟累得吐血住院。
公社的鲜红大印清清楚楚地落在白纸上，又杀出了房地产管理局的几位男女。
他们说：“没有我们盖的公章，光有你们公社盖的公章，你们这张纸还是一张白纸。”
她和马婶诚惶诚恐地说：“那就请你们也为我们盖章吧！”
那几个男女便都笑了起来。光笑不说话，笑得她和马婶如堕五里雾中。
那几个男女见她和马婶不明白的样子，又都庄严起来，各做各的事儿，不再理睬她们。
她们只有讪讪地离去了。沮丧地在路上走着走着，马婶忽然两手一拍，恍然大悟：“嗨，难怪人家笑咱们，咱们真是糊涂哇！忘了给人家带来‘盖章费’了！”
“‘盖章费’？”
她更糊涂了。
“是啊，如今时兴这个！你不信咱们明天带着‘盖章费’再来！”
第二天，她们又去了。马婶一边说着“请同志们多多支持”之类的话，一边将一份份用红纸包着的“盖章费”塞到那些男女手中，每份红纸包上还都明写着“一百元”。
血汗钱使她们那张白纸上又多了一颗公章。
可是人家又告诉她们，还得盖一位处长的私章，还得请那位处长批字。
她们请求引见那位处长，答曰处长休病假。唯恐三十万元化为泡影，请求告诉处长家的地址。终于告诉了，却千叮万嘱：“可别说我们告诉的呀！”
她们一往无前冒冒失失地来到那位处长家，见处长并未生病，而是在亲自指挥一伙人装饰房间，贴壁纸的贴壁纸，铺地毯的铺地毯，安吊灯的安吊灯……
马婶的“忽悠”本领，几经挫折，自信全无，不敢再“忽悠”，畏畏缩缩地说明来意，结果遭到了处长一顿义正词严的教育。
“这事我知道！你们搞什么嘛！给你们公社书记送了一套组合家具对不对？这叫腐蚀干部你们明白吗？本来你们这件事是很简单的事，两相情愿，互立交换厂地的字据就行了嘛！你们却偏偏要搞歪门邪道！本来我的章是可以盖的，我的字是可以签的，不过是一道手续而已。现在我郑重告诉你们，章，我是绝不盖的！字，我是绝不签的！不为别的，就为抵制不正之风！党风党纪，都是让你们这样专搞歪门邪道的人败坏了的！”
在义正词严的那一位处长面前，她们无地自容，羞羞惭惭地告退了。
结果，仍是一套组合家具起了作用。
她的小伟那时已累垮了身体，锯不动也刨不动了。他将他为数不多的存款全部取出交给了她，连同她和马婶弹棉花做手套挣的钱，加在一起两千八百多，从家具展销会上买了一套组合家具。
三人用手推车分三次送到那一位“高风亮节”的处长家里。还不敢对处长说是买的，口口声声说是做的，一再表明绝没有腐蚀处长的不良居心，恳求处长接受。
处长不是傻瓜，明明看出了是买的。但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做的，处长也就顺水推舟，佯装确信是做的。既然他们一再表明绝没有腐蚀处长的不良居心，既然他们恳求处长接受，处长也就不忍拒绝，开恩笑纳了。
如此这般，她们那张白纸上，才盖下了最关键的也是多余的一个章。
处长家的门刚在他们背后关上，马婶便啐了一口，骂道：“呸，屎壳郎戴花，臭不要脸！”
徐淑芳想到她的小伟当年为了他哥哥的返城，也是靠家具“过五关斩六将”的，感叹：“许多方面如今都变了，就是这一方面没变，哪天能变一变呢？”
他淡淡一笑，说：“这一方面也变了啊！当年他们要立柜，要酒柜，要方桌，如今要的是组合家具了！当年是具体管你那件事的人，才卡住你的脖子要这要那，如今是一个人卡住你的脖子，许多人瞪着眼睛看你，哪一个不打点满意了，你的事都休想办成，这也叫观念更新吧！”
三人正说着走着，处长十三四岁的儿子追了下来，指着她的小伟问：“你是木工吧？”
他说：“是。”
处长的儿子说：“我爸叫你明天上午来给我家装阳台上的封闭窗！”
那神气那口气，完全像解放前地主家的少爷崽子对一个长工说话。
她觉得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地说：“他是有工作的人，又不是无业游民，可以随时听凭你家指使！”
那大孩子骄横地说：“这我不管！我只管传我爸的话，不来，后果你们自己负！”
马婶一旁听了，气愤得巨大的脸盘儿青紫，敢怒而不敢言。
他却爽快地答道：“我还有三天病假呢，我明天上午一准来！你爸如果要天上的云彩飘在你家客厅里，那砍了我脑袋我也办不到，不就是安装阳台上的封闭窗吗？包我身上了！”
处长的“传令兵”走后，她埋怨他：“你干吗答应？反正他的章已经给咱们盖了，字也签了，不答应他又能怎么样？”
他开导地说：“不答应不行啊！别看他章已经给咱们盖了，字也签了，稍微惹他不顺心，他照样还能卡住你们脖子，那就前功尽弃了！他们大言不惭地讲他们是老百姓的公仆，实际上老百姓是他们的公仆。如今是这样——你也公仆，我也公仆。公仆对公仆，谁也别挑谁的理。你也利用我，我也利用你。你利用我靠权，我利用你靠钱。你敲诈了我，我办成了事儿，各得其所。何况咱们成的，是于国于民可能大大有利的事业，问心无愧，应该高兴才对！若在前几年，我才不会陪着你们这么低三下四地讨一个狗屁处长的好呢！我宁肯犯法坐牢，也给他放点儿血。你们看我的观念不是更新了吗？”
他这一番开导的话，说得循循善诱，又轻松又幽默又乐观，将她和马婶说笑了。
第二天他在给人家安装封闭窗时，从六层楼的阳台上掉了下来，幸亏他预先将一根绳索系在腰间，否则便粉身碎骨一命呜呼了。当时处长家没人，处长夫妇被电力局请去乘游艇游览松花江，只留下儿子看家。是看着他，怕他偷东西。那处长的儿子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看着他，锁了门不知到哪儿玩去了。处长家的阳台背街，朝向院子里。那幢楼是新楼，住户才搬进去三分之一。上午九点来钟，楼院内见不着个人影。他在高空中吊了半个多小时才被发现，可想救他的人进不了处长家，那门包着白洋铁皮，安全锁。想救他的人只好跑下六层楼去请来了一位派出所的老民警。
老民警说：“妈的，救人要紧，砸门！”
破门而入，总算将他救起。又多在高空中吊了半个小时。
他被拽到阳台上时，居然叼着烟！老民警愕然道：“小伙子，你烟瘾够大的啊！”
他说：“吊在高空孤单单的，幸亏兜里有烟有火柴，吸烟解闷呗！”
夜里，她发现了他腰间一环瘀血的深深的勒痕，逼问他，他才讲。
她伏在他身上哭了。
她心里恨透了那个王八蛋处长！
这些，她不愿对记者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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