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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二章 鼓励什么,反对什么。


“先说‘沟通’。”赵天成解释道,“上头的意思,得让下面的人明白透澈。不是把竹简一扔就完事了。得让他们知道为啥要这么干,干了有啥好处,不干或者干坏了有啥后果。命令要清晰,不能模棱两可。当年商鞅徙木立信,为啥要搞那么一出?不就是用最直观的方式,跟老百姓‘沟通’清楚了——朝廷令出必行,赏罚分明嘛!沟通不到位,底下人要么理解错了瞎干,要么阳奉阴违。”

嬴政深以为然。他以往更依赖律法的严苛和监察体系的威慑,对于“沟通”的重视,确实不如赵天成所言这般透彻。

“其二,‘协调’。”赵天成继续道,“一个大事,往往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干的。比如修驰道,需要征发民夫,需要调动粮草,需要工匠设计,需要地方官配合。这些环节之间,容易扯皮、推诿。这时候就需要有个能协调的人或者机构,确保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别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就好比打仗,步兵、骑兵、车兵得配合好,才能打胜仗。周武王伐纣,那么多诸侯联军,要是没有统一的指挥协调,各自为战,能赢才怪。”

扶苏在一旁暗暗点头,他监国理政时,深感各部门之间协调之难,赵先生此言,可谓切中要害。

“其三,‘督进’。”赵天成的语气带着点看透世情的了然,“人啊,都有惰性,也容易分心。不能指望命令下去了,大家就都自觉玩命干。得有督促,有检查。看看活干到哪一步了?质量咋样?有没有按时间走?这叫‘过程控制’。可以定期要求汇报进度,或者像我们上次说的,派人下去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别等烂尾了再收拾。吴起在魏国练武卒,对士兵的穿戴、装备要求极其严格,不时检查,达不到标准的就处罚,这就是一种‘督进’,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嬴政目光闪动。“督进”与他重视的吏治考核、御史监察有相通之处,但赵天成将其置于“事中”这个动态过程中,强调其及时性与纠正作用,而非单纯的事后惩处。

“其四,‘应变’。”赵天成强调道,“这才是最考验水平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事前想得再周全,也可能出意外。天灾、人祸、或者发现之前的情况摸错了。这时候,就不能抱着死计划不放,得能随机应变,及时调整方案。就像神医扁鹊见蔡桓公,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得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法。要是只知道一个方子用到底,那不是神医,是庸医。治理国家、推行政策,也是一个道理。”

“沟通、协调、督进、应变……”嬴政在心中默念这四点。这八个字,仿佛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监控与调整系统,确保事务在推进过程中不偏离轨道,并能应对突发状况。这远比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进行事后惩罚,要更为主动和高效。他意识到,这“事中掌控”与“事前谋划”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的前半部分。

“先生高论,令吾茅塞顿开。”嬴政由衷说道,“然,谋划、掌控,最终皆需依靠‘人’去执行。如何选人、用人,使人尽其才,各安其位,亦是关键。先生对此,可有见解?”他将问题引向了更为核心的“人”的因素。帝国庞大,官吏众多,如何甄别贤愚,如何量才施用,是他始终面临的挑战。

赵天成似乎泡得有些昏昏欲睡,听到问题,勉强打起精神,嘟囔道:“选人用人啊……这可是个大学问,搞好了能顶半边天。”他揉了揉脸,试图让自己清醒点,“简单说,也就几点。”

“第一,‘因岗选人’。”他伸出食指,“不同的位置,需要不同能耐的人。让李斯去带兵打仗,或者让蒙恬去制定律法,那肯定抓瞎。得分析清楚,这个岗位主要要干啥活,需要啥样的本事和性格。然后照着这个标准去挑人。这叫‘岗位分析’与‘人岗匹配’。当年尧选拔舜,就是看中了他孝顺、有德行、能处理政事,符合部落联盟首领这个‘岗位’的要求。”

嬴政微微颔首。他任用李斯为丞相,看中其法家学识与行政能力;用蒙恬为将,看中其军事才能,本身便暗合此理。只是未曾如此明晰地提炼出来。

“第二,‘察言观行’。”赵天成继续道,“看人不能光听他说啥,更要看他干啥。说得天花乱坠,干事一塌糊涂的人多了去了。得综合考察他的过往政绩、实际能力、还有品性。孔子不是说过嘛,‘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考察干部,得多方面了解,不能偏听偏信。齐威王不就是同时听了即墨大夫和阿大夫身边人的话,还亲自派人去实地查看,才分辨出忠奸嘛。”

“第三,‘明责授权’。”赵天成强调道,“选中了人,用了人,就得相信人,给他明确的职责,也给他相应的权力。不能既让他干活,又啥事都掣肘,那谁也干不好。明确了责任,他才好使劲;给了权力,他才能调动资源。当然,这个授权也不是无限的,得有边界,有监督,防止他胡来。这就像你们打仗,任命了一个将军,就得给他调兵遣将的权力,不能连士兵怎么站岗都插手。但同时也得有监军之类的制度,防止他拥兵自重。这个度,得把握好。”

嬴政目光深邃。“明责授权”这一点,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权力之弦。他习惯于大权独揽,事无巨细皆决于上,虽感疲惫,却难以放心将权力下放。赵天成此言,无疑是在建议他适当分权,以换取更高的行政效率。这需要极大的魄力和对制度的信任。

“第四,‘赏罚分明’。”赵天成的语气带着一丝冷峻,“干得好的,一定要赏,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干得好有甜头。干得差的,甚至坏了事的,一定要罚,不能和稀泥。赏罚的标准要清晰,要公正,不能看人下菜碟。商鞅变法能成功,跟他‘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分不开的。这不仅仅是激励和惩戒个人,更是给整个系统树立明确的导向——鼓励什么,反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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