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1章 南下风潮起

报纸不敢明指国军军方和保密局，但“光天化日”、“伪造公文”、“军用车辆疑云”等字眼已足够触目惊心。

茶楼酒肆，街头巷尾，人人窃窃私语，面露惶恐。

“连荣老板这样的人都……啧啧，这沪上滩，还有王法吗？”

“没听说吗？荣家儿子说了，那逮捕证上毛林木的大印，看着可不假啊，这是官匪一家啊。”

“完了完了，这地方不能待了，指不定哪天就‘被汉奸’喽。”

恐慌如同瘟疫，在富商巨贾间无声而迅速地蔓延。

银行挤兑骤增，特别是外资银行；通往香港、白鹰的船票被抢购一空，黑市价格翻了几番；深夜的黄浦江码头，常能看到鬼鬼祟祟搬运箱笼上船的身影；一些工厂主开始悄悄变卖不易带走的固定资产，兑换成金条刀勒。

荣德生的遭遇，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战后沪上那层勉强维持的繁荣假象，露出了底下脓血横流的溃烂现实。

法律失效，武力私用，特务横行，人身与财产毫无保障。

然而荣家孤立无援，绑匪的气焰却愈发嚣张。

他们利用保密局内部通讯渠道和沪上滩的黑白关系，不断变换联系方式，玩弄警方于股掌。

赎金开价高达200万勒，创下沪上绑票史纪录。

被关押在曹家渡阴暗小屋中的荣德生，身心备受折磨，一度写下遗书。

面对绑匪，这位昔日商界巨擘、沪上首富只能苦涩解释：

“我的资产都在工厂机器上，账面流动资金短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经过讨价还价，赎金最终定为50万刀，但这依旧是一笔天文数字。

金陵的震怒在持续，白党最高层的限期破案命令一道严过一道，沪上军警宪特全面出动，满城风雨，抓了不少嫌疑犯，却始终触及不到核心。

绑匪甚至嚣张地指定荣家企业内部的蛀虫，申新九厂副厂长詹荣培作为谈判中间人，使得荣家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眼皮底下。

警方调查处处碰壁，仿佛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案件，每当要触及关键，就会碰到“关系”和“上级指示”的软墙。

这场轰动民国的绑架案，在牵扯了军方、警局、特务系统、地方帮派等多方势力，经过一个多月令人窒息的博弈后，以一种极具黑色幽默和讽刺意味的方式告破。

最终，荣家妥协，按要求将50万赎金装了整整两大箱，送至法大马路神州大旅社指定房间。

钱到，人放。

在被囚禁34天后，荣德生终于回到女婿家中，已是白发骤增，形销骨立。

几乎与此同时，由于绑匪之一、保密局小特务王晋唐分得赃款后过于招摇，购买崭新豪华的斯庞蒂克牌小轿车开回老家炫耀，被正在严查此案的保密局盯上。

一番刑讯，王晋唐崩溃，供出了整个绑架团伙，以及内部接应的申新九厂副厂长詹荣培。

案件迅速侦破，15名案犯落网。

8名主犯被匆匆审判后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其余从犯也获重刑。

报纸头条欢呼“沉冤得雪”、“匪徒伏法”、“国府有力”。

金陵方面也松了口气，觉得面子勉强找了回来。

然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被追回的赃款仅有12.7万刀，不足赎金四分之一。

主持破案的是保密局毛林木，没错，当初劫匪带着的逮捕令上，签名的是毛林木，如今主持办案的还是毛林木。

原因也很简单，毛林木是戴春风死后，执掌保密局的毛局座的亲戚，亲信。

他以办案有功、犒赏弟兄为由，直接从追回的赃款中分走了5万刀。

具体跑腿的警员、特务，有的分得几百，有的只有十几块。

这还不算，淞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事后竟还堂而皇之地向惊魂未定的荣家索要了4万刀的破案酬劳和感谢费。

枪毙了几个匪徒，真正的策划者、那些能调动军车、滥用逮捕证、让各机关三缄其口的幕后人物，安然无恙。

荣家付出的巨款，绝大部分就此消失在沪上深不见底的黑色漩涡中。

所谓破案，不过是丢出几只替罪羊，演给舆论看的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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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荣德生在家中静养，儿子荣一心陪伴在侧。

历经劫难，荣德生反而异常平静。

他看着报纸上对案件告破的歌功颂德，看着官方那套说辞，只是淡淡地对儿子说：

“一心，看到吗？这就是我们曾经相信的国府。白党这个西瓜，切开了，里边的瓤是土匪的瓤啊，甚至比土匪更贪，更无耻！”

他走到窗前，望着沪上灰蒙蒙的天空：

“这个地方，烂了。实业救国？我看只要白党在，那就是个笑话。”

荣一心疼苦道：

“父亲，那我们……”

“走。”荣德生斩钉截铁，眼中再无丝毫犹豫，“必须走。不是走一点，是能走多少走多少。南洋那个博览会，是个绝佳的机会。

不只是展览机器，更是去实地看清楚。

如果那里真如报纸所说，南洋有法治，有秩序，愿意保护实业家……”

荣德生拄着拐杖跺了跺脚：“核心的技术、资金、还有你们的未来，必须放到安全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这场沪上首富绑架案的闹剧，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许多原本还对白党抱有幻想、或犹豫不决的实业家、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富裕市民的心理防线。

“特务统治有大恐怖啊。”  成了私下流传的共识。

于是一场针对顶级资本家的绑架，反而成了南洋最意想不到、却也最强劲的招商广告和人才动员令。

南下，去南洋，从一种可考虑的选项，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选择。

码头上，前往星洲、槟城等地的客轮班班爆满，头等舱更是一票难求。

不少富商举家迁移，带着能带走的细软、证券、甚至技术图纸。

有些人产业庞大，一时无法脱身，便采取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的策略，先将妻儿、部分现金、珍贵收藏送往南洋或香江，自己留下看守基业，但也开始秘密筹划退路。

更有甚者，出现了令人心酸的逃亡潮。

一些中产职员、技术工人、教师，负担不起正规船票，又对沪上彻底绝望，便铤而走险。

他们或在深夜偷偷爬上即将离港的南洋货轮，躲在冰冷的货舱角落、煤堆里；

或买通码头苦力，将自己塞进运往南洋的货物木箱夹层；还有的伪造身份证明，混上前往香港的船只，再设法转道南洋。

南洋驻沪商务代办处和侨务机构的门槛几乎被踏破，咨询政策、办理手续、寻求担保的人络绎不绝。

南洋出版的报纸、介绍南洋生活发展的小册子，在沪上悄然流行，甚至出现黑市翻印。

南洋第一届工业博览会的邀请函，干脆成了许多人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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